六十四岁自述：结婚近四十年，老伴每晚仍要搂着我睡

我叫周秀兰，今年六十四岁，退休整整九年了。每天清晨五点半，天还蒙蒙亮，我就自然醒了，不用闹钟，生物钟准得像墙上那口老挂钟。身旁的老伴还在打呼噜，声音不大，像远处闷雷，一阵一阵的。他的胳膊搭在我腰上，快四十年了，这个姿势几乎没变过。我轻轻挪开他的手，他翻个身，嘟囔一句什么，又睡过去了。我蹑手蹑脚地下床，去厨房烧水。灶台上的不锈钢水壶是前年儿子换的，比从前那口铝壶沉了不少。我拧开火，蓝色火苗舔着壶底，发出细碎的呼呼声。窗外是南昌老城区特有的清晨。楼下早点摊已经支起来了，油条下锅的滋啦声、蒸笼揭盖腾起的白雾、老板娘用方言招呼客人的嗓门，混在一起，像一首唱了几十年的老歌。我站在厨房等水开，脑子里却想着昨晚的事。昨晚洗完澡，我坐在床边擦头发。老伴已经躺下了，戴着老花镜看手机，屏幕上的字调得老大。他看的是新闻，什么国家大事我记不住，只记得他眉头皱着，时不时叹口气。“又看什么呢？”我问。“没什么，睡吧。”他把手机搁在床头柜上，摘下眼镜，然后像往常一样朝我这边挪了挪，伸出胳膊。我擦完头发躺下，他那只胳膊就自然而然地环过来，搭在我腰上。他的手掌粗糙，指节因为年轻时干多了力气活有些变形，掌心的老茧蹭着我的睡衣，有点痒。“热不热？”我问。南昌的九月，秋老虎还在发威，虽然开着空调，但两个人贴在一起还是有点闷。“不热。”他说，声音已经带了睡意。我没再说什么。快四十年了，从二十六岁嫁给他开始，这张床、这个人、这条胳膊，就成了我生命里最熟悉的东西。有时候我也跟老姐妹抱怨，说老伴黏人，睡觉非得搂着，翻个身都不方便。她们听了，有的笑，有的羡慕，也有的一脸不以为然。“我家那个，早分房睡了。”住隔壁单元的王爱华撇撇嘴，“他说我打呼噜吵他，我说他起夜多吵我，干脆各睡各的，清净。”王爱华比我小两岁，老公是中学退休教师，两个人退休金加起来一万多，日子过得体面。但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，像遗憾，又像认命。我没接话。我知道她不是真觉得分房好，只是日子过到这份上，有些事已经懒得去争了。我和老伴也吵过架，年轻时吵得厉害。刚结婚那几年，住在单位分的筒子楼里，一间房，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。他在建筑公司上班，天天跟钢筋水泥打交道，回到家一身汗一身灰。我在纺织厂当挡车工，三班倒，作息乱得人整天昏昏沉沉。那时候我们穷，穷到月底最后几天要靠借粮票过日子。他脾气急，我性子犟，为了一点小事就能吵起来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为了他弟弟结婚我们该出多少礼钱，两个人吵了整整一个晚上。我说按规矩出十块，他说家里就这一个弟弟，得给二十。十块和二十块，在现在看来不算什么，可在当时，那是我们半个月的伙食费。吵到最后，我哭了，他摔门出去了。我以为他去了工友家，结果半夜又回来了，手里拎着一袋橘子。那是秋天，橘子刚上市，三毛钱一斤。他一个月工资才三十多块。“别哭了，”他把橘子放在桌上，“礼钱就按你说的，十块。”我看着他，眼泪又掉下来了。他叹了口气，走过来，笨手笨脚地把我搂进怀里。他的工装外套上还有白天的水泥灰，呛得我直咳嗽，但我没推开他。那天晚上，他第一次搂着我睡。他的胳膊很重，压得我半边身子发麻，但我没动，就那么僵着身子躺了一夜。后来就习惯了。儿子出生那年，我们搬进了现在住的这套两居室。说是两居室，其实使用面积不到六十平。客厅小得摆不下沙发，只能放一张折叠桌和几把椅子。但那是我们自己的房子，再也不用跟别人共用厨房厕所了。儿子小时候体弱，三天两头发烧。老伴那几年在工地当小包工头，白天累得要死，晚上回来还要帮我照顾孩子。我让他去隔壁屋睡，他不肯。“你一个人弄不了，”他说，“我在这儿，你还能眯一会儿。”他把儿子抱在怀里，在屋里来回走，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。我躺在床上，听着他的脚步声和儿子渐渐平稳的呼吸，心里又酸又暖。儿子上小学那年，老伴从建筑公司出来了，跟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个小装修公司。那几年正是房地产开始热的时候，生意还不错。他更忙了，经常应酬到半夜才回来，一身酒气。我有时候生气，觉得他把家当旅馆。但看着他醉醺醺地倒在床上，嘴里还念叨着明天要去哪个工地，又心疼得不行。我给他擦脸、脱鞋，把他翻个身，让他睡得舒服点。他迷迷糊糊地伸手来搂我，我躲开了。“一身酒味，别碰我。”他嘿嘿笑，手缩回去，但过了一会儿又伸过来。我拿他没办法，只好由着他。那几年是我们家经济最好的时候，但也是我们感情最淡的时候。他忙他的生意，我忙我的工作和孩子，两个人一天说不上几句话。有时候我想跟他聊聊，他要么在打电话，要么在看图纸，要么就是累得倒头就睡。我甚至想过，他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。他长得不差，手里又有点钱，那时候这种事不少见。但我没问，也不敢问。我怕问了，这个家就散了。后来证明是我想多了。他公司里确实有个女会计，年轻漂亮，对他也有点意思。但他没那个心思。这事是他一个合伙人后来告诉我的，说老伴那时候满脑子都是工程款和材料费，根本顾不上别的。“嫂子你不知道，有一回那女的请他吃饭，他说要回家陪老婆，给人气得好几天没理他。”合伙人笑着说。我听了，心里那根绷了好几年的弦，一下子松了。老伴做生意实在，不坑人，但也不擅长算计。2008年金融危机，房地产受了影响，他的公司也跟着倒霉。一个开发商欠了他们几十万工程款，跑路了。老伴作为法人，被工人堵在家里要工资。那段时间，他整个人瘦了一圈，头发白了一大半。白天出去找钱，晚上回来就坐在阳台上抽烟，一根接一根。我没怪他。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，又找亲戚借了一些，好歹把工人的工资结了。公司关了，他又回到建筑公司上班，重新拿起瓦刀和抹子，一天挣一百多块钱。从老板变回工人，他脸上挂不住，有段时间不愿意出门见人。我每天上班前给他做好饭，放在锅里温着，下班回来一看，经常没动过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坐在床边发呆，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。他忽然抓住我的手，抓得很紧。“秀兰，我对不起你。”“说什么呢。”“钱没了，房子差点也保不住，我……”他声音哑得说不下去。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粗糙的手，心里疼得厉害。这个男人，二十岁的时候在工地上扛水泥，三十岁的时候为了这个家拼死拼活，四十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，又一下子跌回原点。“钱没了再挣，”我说，“人好好的就行。”那天晚上，他搂着我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他的肩膀在抖。我没说话，只是把手覆在他的手背上。那几年我们过得很紧，但反而比之前那段时间更亲近了。他又开始跟我说话，说工地上的事，说哪个工友的儿子考上了大学，说中午的盒饭又涨价了。我听着，偶尔插几句嘴，就像刚结婚那会儿一样。儿子上大学那年，老伴查出了高血压。医生让他按时吃药，戒烟戒酒。药他是吃了，但烟戒了又抽，抽了又戒，反反复复。我跟他吵，他说：“我都五十多的人了，就这点爱好，你让我戒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”我气得不行，但拿他没办法。后来想了个招，把他的烟藏起来，一天只给他三根。他找不到烟，急得团团转，像个小孩子。“周秀兰，你把烟给我！”“叫妈也没用，一天就三根。”他气鼓鼓地坐在沙发上，过了一会儿又凑过来：“那多给一根行不行？就一根。”“不行。”他叹口气，拿着那三根烟去阳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又想笑又心酸。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了杭州，谈了个当地的女朋友。第一次带回来过年的时候，小姑娘挺有礼貌，但看得出不太习惯我们家的条件。吃饭的时候，她看着我们用了十几年的旧餐桌和缺了口的碗碟，眼神里有一丝不自在。老伴那天很高兴，喝了不少酒。晚上儿子送女朋友去酒店，回来之后跟我们说，他们打算结婚，但女方家里要求必须在杭州买房。“首付要一百多万，”儿子低着头，“我自己攒了三十万，还差……”他没说完，但意思我们都明白。那天晚上，老伴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我们的积蓄，满打满算也就三十来万，是留着养老的。如果给了儿子，我们手里就空了。“给他吧。”我说。“那咱们以后……”“以后再说以后。儿子的事要紧。”老伴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翻过身来，把胳膊搭在我身上。他的手比年轻时候轻了很多，骨节更突出了，但温度没变。“秀兰，这辈子跟着我，苦了你了。”“少说这些没用的，睡觉。”他嘿嘿笑了两声，不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。后来我们把钱给了儿子，他在杭州买了房，结了婚。儿媳妇是独生女，亲家那边帮衬不少，但条件就是过年得在杭州过。第一年，我和老伴两个人过的年。做了四个菜，包了饺子，看了春晚。老伴喝了点酒，看着电视里热热闹闹的场面，忽然说：“明年咱们去杭州过年吧。”“去干嘛，添乱。”“就去看看，看看儿子过得好不好。”第二年，我们去了杭州。儿子的新房不大，两室一厅，但收拾得很干净。儿媳妇客客气气的，做了一桌子菜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儿子在客厅给我们支了张折叠床。老伴个子大，折叠床又窄又短，他蜷着身子躺下，翻个身都困难。我让他睡床，我睡折叠床，他不肯。“你那腰，睡折叠床明天就起不来了。”最后我们俩挤在折叠床上，他搂着我，两个人像刚结婚时那样，紧紧贴在一起。他的呼吸就在我耳边，带着酒气和饭菜的味道。“儿子过得好就行了。”他小声说。“嗯。”“咱们明天回去吧。”“好。”第二天我们坐高铁回了南昌。儿子送我们到车站，进站的时候，他忽然跑过来，塞给我一个信封。“妈，这钱你们拿着，别省着花。”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万块钱。我回头找儿子，他已经转身走了，只留给我一个背影。那个背影，和他爸年轻时候一模一样。去年，老伴退休了。他干了一辈子建筑，腰不好，腿也不好，走路时间长了就一瘸一拐的。我让他去医院看看，他说老毛病了，看也白看。退休之后，他忽然变得特别黏人。我在厨房做饭，他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看着；我去菜市场买菜，他非要跟着，帮我拎袋子；我晚上去跳广场舞，他就在旁边的长椅上坐着等。“你烦不烦？”我有时候说他。“不烦。”他笑嘻嘻的，像个赖皮的小孩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搂得更紧了。有时候我半夜醒来，发现他的胳膊还搭在我身上，手攥着我的睡衣角。我轻轻动一下，他就醒了。“怎么了？”“没事，睡吧。”他嗯一声，把胳膊收回去，但过不了几分钟又搭过来。上个月，他忽然跟我说：“秀兰，我要是走在你前面，你怎么办？”我愣了一下，然后骂他：“大清早的说什么胡话。”“我说真的。我这身体我自己知道，高血压、心脏也不好……”“闭嘴。”我打断他，“要死也是我先死，你身体比我好。”他笑了：“那不行，你走了谁给我做饭。”“你自己做，饿不死。”“我做不好吃。”“那就饿着。”他凑过来，用额头抵着我的额头。他的头发全白了，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，但眼睛还是亮亮的，跟四十年前那个在筒子楼里拎着橘子回来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。“那咱们说好了，”他说，“一起走，谁也别落下谁。”我没说话，但眼泪掉了下来。他伸手给我擦掉，粗糙的手指蹭过我的脸颊，有点疼。昨天下午，王爱华来找我聊天。她说她儿子要接她去上海住，但她在犹豫。“去了那边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”她叹气，“但不去吧，儿子又不放心我一个人在这边。”她老公三年前去世了，肺癌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。那之后她一直一个人住，白天还好，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“你家老李还天天搂着你睡呢？”她忽然问。我点点头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真好。”就两个字，但她说得很轻，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她起身要走的时候，我送她到门口，她忽然回头看了看我们家的客厅。老伴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手里捏着遥控器，嘴里念叨着换台。茶几上摆着我早上买的水果，还有他吃了一半的降压药。“秀兰，”她说，“好好珍惜。”我站在门口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。回到屋里，老伴问我：“她走了？”“嗯。”“说什么了？”“没什么。”我坐到他旁边，他下意识地往旁边挪了挪，给我腾出位置。电视里在播新闻，他看得认真，时不时评论两句。我靠在他肩膀上，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洗衣粉味和若有若无的药味。“靠一会儿。”我说。他没说话，但把肩膀放低了一点，让我靠得更舒服。四十年了，这张肩膀我靠了四十年。年轻的时候觉得是束缚，中年的时候觉得是习惯，老了才知道，那是命。我们这一辈子，没什么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。没有玫瑰，没有钻戒，没有甜言蜜语。有的只是每天早上的粥、每天晚上搂着睡的那条胳膊，和吵了一辈子也没吵散的缘分。我六十四岁了，头发白了，皱纹深了，腿脚也不如从前了。但每天晚上躺下的时候，身边有个人，胳膊搭过来，沉甸甸的，热乎乎的，我就觉得这辈子，没白活。今天是周末，儿子打电话来，说春节要回来过。老伴高兴得跟什么似的，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买了条鱼，说要给孙子做红烧鱼。他的孙子才三岁，牙还没长齐，哪会吃鱼。但我没扫他的兴。他在厨房里忙活，我坐在阳台上晒太阳。秋天的阳光暖洋洋的，照在身上很舒服。我眯着眼睛，听见他在里面喊：“秀兰，酱油放哪了？”“左边柜子，第二层！”“找到了！”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喊：“秀兰，这鱼要不要先腌一下？”“随你！”他嘟囔了一句什么，我没听清。我靠在椅背上，嘴角不自觉地翘起来。楼下传来自行车铃铛的声音，收废品的吆喝声，还有谁家在炒菜的香味。南昌的秋天就是这样，不急不躁的，像我们这一辈子，慢慢悠悠地就过来了。我闭上眼睛，想起二十岁那年第一次见到他的样子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站在纺织厂门口等我下班。那时候他瘦得像根竹竿，但眼睛特别亮。他看见我出来，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说：“我送你回家吧。”我说好。然后我们就一起走过了四十年。从筒子楼到两居室，从纺织厂到退休，从两个人到三个人又回到两个人。走了这么远，走了这么久，他还在我身边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照例把手伸过来。我翻了个身，面朝他。黑暗里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但我知道他也在看我。“怎么了？”他问。“没什么。”我把手搭在他腰上，额头抵着他的下巴。他的呼吸拂过我的头发，带着牙膏的薄荷味。“今天怎么这么乖？”他笑着问。“少废话，睡觉。”他笑了一声，收紧了胳膊。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，在地上投下一道细细的白线。我看着那道月光，听着他的呼吸渐渐平稳。四十年了，从青春到白头，从贫穷到温饱，从争吵到和解。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又什么都有了。这一觉，睡得很安稳。我醒的时候，天还没亮透，灰蒙蒙的光从窗帘缝里挤进来，落在床头柜上那杯隔夜水上。老伴的胳膊还搭在我身上，压得我半边肩膀有点酸。我没动，就那么躺着，听他的呼吸声。呼噜停了，他翻了个身，胳膊滑下去，又伸过来，这回搭在我肚子上，热乎乎的。外头有鸟叫了，楼下那棵樟树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住了窝麻雀，每天这个点就开始闹。我轻轻把他的手挪开，坐起来穿衣服。他哼了一声，眼睛没睁，嘴里含含糊糊地问几点了。“还早，你睡你的。”他没再吭声，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。我去厨房煮粥。米是昨晚就淘好的，搁在锅里泡着。开火，切了几片南瓜丢进去，又从坛子里夹了块腐乳出来。坛子还是我妈留下的，青花瓷的，盖子磕了个口，用了快三十年。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响，我站在灶台前发呆，想着昨天王爱华说的那句话。“真好。”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，语气里那点东西，我听得出来。她老公走了三年，她一个人过了三年。白天还能跟人说说话，到了晚上，屋子里静得能听见钟走的声音。粥好了，我关火，去卧室叫他。他睡得正沉，嘴巴微微张着，嘴角有点口水印子。我拿纸巾给他擦了擦，他醒了，眯着眼睛看我。“吃饭了。”“嗯。”他应了一声，但没动。我又叫了一遍，他才慢吞吞地坐起来，两只脚在床边摸索拖鞋。他的拖鞋是我去年在超市买的，蓝色塑料的，十五块钱。他穿鞋的时候总要扶着床头柜，膝盖弯不下去，腰也硬。“今天去不去公园？”我问。“去，怎么不去。”他每天早上都要去人民公园走一圈，说是锻炼，其实就是跟几个老伙计下棋聊天。我有时候跟着去，在旁边的健身器材上晃悠腿，有时候不去，在家收拾屋子。吃过早饭，他换了件干净的汗衫，拎着那个用了七八年的保温杯出门了。我收拾碗筷，擦桌子，拖地。屋子小，一会儿就收拾完了。然后我坐在沙发上，打开电视，随便调了个台。电视里在放一个调解节目，一对夫妻在吵架，女的哭，男的吼，主持人两边劝。我看了一会儿，觉得没意思，关了。手机响了，是儿子打来的。“妈，干嘛呢？”“没干嘛，看电视。”“我爸呢？”“去公园了。”“哦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妈，我跟你说个事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儿子每次这么说话，准是有事。“你说。”“小雅她妈身体不太好，查出来有个瘤，要动手术。小雅得回去照顾一段时间，孩子没人带，我想……”他没往下说，但我明白了。“想把孩子送回来？”“嗯，就一段时间，等她妈好了就接回去。妈，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，带孩子累，但我实在是没办法。请保姆又不放心……”“送来吧。”我说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“妈，谢谢。”“谢什么，你儿子，我孙子，我不带谁带。”挂了电话，我坐在沙发上愣了一会儿。孙子叫乐乐，三岁半，正是闹腾的时候。上次过年回来，把我家茶几上的杯子打碎了两个，还把老伴养了五年的君子兰拔出来扔在地上。老伴气得直瞪眼，但孩子一哭，他又赶紧去哄。我站起来，去次卧收拾。那间屋子以前是儿子住的，后来他去了杭州，就成了杂物间。里头堆着旧箱子、旧衣服、还有老伴舍不得扔的工地上带回来的工具。我把东西归拢归拢，腾出一张床的位置，又去柜子里翻出儿子小时候用的被褥，拿到阳台上晒。中午老伴回来，看见次卧收拾得整整齐齐，问我干嘛。“乐乐要回来住一段时间。”“真的？”他眼睛亮了，“住多久？”“说不好，亲家母病了，小雅得回去照顾。”他哦了一声，但脸上的笑没退。他喜欢乐乐，虽然嘴上总说这孩子太皮，但每次视频都凑在手机跟前喊“乐乐，叫爷爷”。乐乐在那头奶声奶气地叫一声，他能高兴半天。“那我去买点零食，”他说，“小孩子喜欢吃那种小饼干，上次他吃了好多。”“你别买太多，吃多了不吃饭。”“知道知道。”他换了鞋又出门了，脚步比平时快了不少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觉得好笑，又有点心酸。六十多岁的人了，听见孙子要来，高兴得像个小孩子。下午我去菜市场买了点排骨和玉米，准备炖汤。路过王爱华家楼下，看见她坐在单元门口择菜。她看见我，招手让我过去。“听说你孙子要来？”“你消息倒灵通。”“你老伴中午在超市碰见我了，跟我说了。”她笑了笑，但笑得有点勉强，“真好，有孙子带。”我蹲下来，帮她一起择豆角。她的手指比我细，但关节也大了，择了一会儿就停下来揉手腕。“你儿子那边，你考虑得怎么样了？”我问。“还没想好。”她把一根豆角掰成两截，“去了吧，不自在。不去吧，他天天打电话催，说我不去他不放心。”“那就去住一段时间试试，不习惯再回来。”“回来？回来了那房子还留着吗？他说要把这边房子租出去，租金给我当零花。”我没接话。她的房子是她和老公一起买的，住了二十多年，里头全是回忆。要是租出去，她就真的没有退路了。“再说吧。”她把择好的豆角装进袋子里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，“你忙你的去，我得回去做饭了。”我看着她上楼，背影有点佝偻。以前她走路挺直了腰，这几年越来越弯了。晚上老伴洗澡出来，坐在床边剪脚趾甲。他的脚趾甲又厚又硬，普通指甲刀剪不动，得用那种大号的。他低着头，肚子上的肉叠了两层，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。“你明天去把次卧的窗帘洗了吧，灰大。”“知道了。”他剪完指甲，把指甲刀搁在床头柜上，然后躺下来，胳膊习惯性地伸过来。我还没躺下，正坐在床边抹脸。抹脸油是超市买的，十几块钱一瓶，我用了好多年。“快点。”他催。“急什么。”“困了。”我抹完脸躺下，他的胳膊就搭过来了。我侧过身，背对着他。他的手在我腰上轻轻拍了拍，像哄小孩一样。“你说乐乐来了，晚上跟谁睡？”我问。“跟我们睡呗，他那么小。”“三个人挤一张床？”“那怎么办，他又不敢一个人睡。”我想了想，也是。次卧那张床虽然是单人床，但乐乐一个人睡肯定不行，半夜醒了找大人。可三个人睡一张床，老伴睡觉又不老实，别压着孩子。“到时候再说。”我说。他没再说话，不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。我睁着眼睛看着窗帘，心里盘算着明天要买什么菜，乐乐的牙膏牙刷要不要买新的，老伴那辆旧自行车还能不能骑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去超市买了些东西。小孩用的牙膏是水果味的，牙刷是软毛的，还买了个小枕头。路过玩具区，看见一个小汽车，红色的，能开门的那种。我想了想，拿了一个放进购物车。结账的时候碰见楼下的张婶。她比我大几岁，孙子都上初中了。“给乐乐买的？”她看着购物车里的东西。“嗯，过两天来。”“你可得做好心理准备，带孩子比上班累多了。我那孙子小时候，我带了三年，腰都累弯了。”“没办法，儿子有难处。”“那是，那是。”她叹了口气，“咱们这一辈人，不就是给儿女当牛做马嘛。”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推着车出了超市，太阳晒得人睁不开眼。我拎着东西往家走，塑料袋勒得手指发红。走到楼下，看见老伴站在单元门口，东张西望的。“你站这儿干嘛？”“等你呢，怎么去这么久。”“买了点东西。”我把袋子递给他。他接过去，掂了掂，说：“买这么多。”“都是要用的。”上楼的时候，他走在我前面，一只手拎着袋子，一只手扶着栏杆。他的腿不好，上楼有点吃力，走到三楼就要歇一歇。我站在他旁边，看着他后脑勺上那块秃了的地方，忽然想起他年轻时候的样子。那时候他扛着一袋五十斤的大米上六楼，脸不红气不喘。现在空手上楼都要歇两回。“老了。”他好像感觉到我在看他，回头说了一句。“谁不老。”他笑了笑，继续往上走。三天后，儿子带着乐乐回来了。乐乐长高了一点，脸也圆了，看见我们就往他爸身后躲。“乐乐，叫爷爷奶奶。”儿子把他往前推。乐乐探出半个脑袋，小声叫了句爷爷奶奶。老伴乐得合不拢嘴，蹲下来要抱他。乐乐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扑过去了。老伴差点没站稳，往后踉跄了一步，我赶紧扶住他。“你慢点，腰不好。”“没事没事。”他抱着乐乐，脸上的褶子都舒展开了。儿子待了两天就走了。走的时候，乐乐哭了一场，抱着他爸的腿不撒手。儿子蹲下来哄了半天，答应每天视频，乐乐才松开。晚上，乐乐不肯一个人睡次卧。我只好把他抱到我们床上。老伴睡左边，我睡右边，乐乐夹在中间。三个人挤在一米五的床上，翻个身都难。乐乐睡着之后，老伴小声说：“这孩子睡觉跟他爸小时候一样，满床滚。”果然，半夜里乐乐一个翻身，脚丫子踹在老伴肚子上。老伴闷哼一声，往边上挪了挪，差点掉下床。我伸手把他拽回来。“要不你去次卧睡？”“不用，挤挤热闹。”他嘴上这么说，但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腰疼得直不起来。我让他去社区医院看看，他不肯，说贴张膏药就好了。我翻出家里的膏药给他贴上，又拿热毛巾敷了敷。“爷爷你怎么了？”乐乐站在旁边，手里拿着那个红色小汽车，一脸好奇。“没事，爷爷腰有点疼。”“那我给你吹吹。”乐乐凑过去，对着他的腰吹了口气，“好了吗？”老伴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好了好了，乐乐吹一下就好了。”我看着这一老一小，觉得好笑，又觉得心里软软的。带乐乐的日子比我想象的累。早上六点多他就醒了，要喝奶，要看动画片。我给他冲奶粉，老伴给他穿衣服。吃完早饭，带他去楼下玩，他跑得飞快，我得在后面追。老伴腿不好，只能在旁边看着。中午哄他睡觉又是一场硬仗。他不肯睡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一会儿要喝水，一会儿要尿尿。好不容易哄睡了，我刚想歇一会儿，他又醒了。半个月下来，我瘦了五斤。老伴也累得够呛，但他从来不抱怨。每天早上乐乐叫他起床，他哪怕再困，也会睁开眼，笑着说“乐乐早”。有一天晚上，乐乐发烧了。我给他量了体温，三十八度五。老伴二话不说，穿上衣服就去药店买退烧药。药店离我们家有一公里多，他走了二十分钟才回来，满头是汗。喂乐乐吃了药，我让他先睡，我守着。他不肯，搬了把椅子坐在床边。“你去睡吧，明天还要带他。”“我陪你。”两个人坐在床边，看着乐乐烧得红扑扑的小脸。乐乐翻了个身，迷迷糊糊地叫了声奶奶。我应了一声，拍拍他的背。“你说，”老伴忽然开口，“咱们年轻的时候带儿子，也没觉得这么累。”“那时候年轻，现在老了。”“是啊，老了。”他靠在椅背上，闭着眼睛。灯光照在他脸上，眼袋耷拉着，法令纹深得像沟。我看着他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“你记不记得儿子小时候也发过一次烧，烧到四十度。”“记得，半夜你抱着他，我骑车去医院。”“那时候没出租车，你骑了四十分钟。”“嗯，路上还摔了一跤。”“对，摔在泥坑里，到了医院你浑身都是泥，护士还以为你是要饭的。”他笑了，笑着笑着咳嗽起来。我给他倒了杯水，他喝了，摆摆手说没事。乐乐的烧到后半夜退了。我松了口气，靠在床头眯了一会儿。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老伴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我的外套披在我身上了。他自己只穿着件单衣，缩在椅子里睡着了。我把外套拿下来，轻轻盖在他身上。他动了动，没醒。第二天，儿子打来视频，问乐乐怎么样。我说发烧了，不过已经好了。儿子在那边急得不行，说要回来。我说不用，孩子已经好了，你安心上班。挂了视频，乐乐跑过来要我抱。我蹲下来，他搂住我的脖子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奶奶，我想爸爸了。”“爸爸过段时间就回来接你。”“那爷爷呢？”“爷爷在家啊。”“我是说，爷爷会想我吗？”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会，爷爷最想你了。”乐乐在我脸上亲了一口，又跑去找老伴了。老伴正坐在阳台上晒太阳，乐乐爬到他腿上，揪他的胡子。他哎哟哎哟地叫，但脸上全是笑。我站在客厅里，看着阳台上的两个人。阳光照在他们身上，暖融融的。楼下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，还有谁家在炒菜的香味。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，琐碎、累人，但踏实。那天晚上，乐乐睡着了，老伴把他往里面挪了挪，然后伸手来搂我。他的胳膊搭在我腰上，还是那个熟悉的重量。“秀兰。”“嗯。”“你说乐乐走了之后，咱们干点什么？”“还能干什么，照常过呗。”“我想带你出去转转。一辈子了，也没带你好好玩过。”我沉默了一会儿。他说得对，结婚快四十年，我们没度过蜜月，没一起旅游过。年轻时候没钱，中年时候没时间，老了又走不动了。“去哪儿？”“随便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”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去北京吧，看看天安门。”“行，那就去北京。”他答应得很干脆，好像明天就能出发似的。我笑了笑，没戳穿他。他的腿脚现在这样，去北京也就是嘴上说说。但那一刻，我心里还是暖了一下。窗外的月光还是那么亮，照在乐乐的小脸上。他睡得正香，嘴里不知道在嘟囔什么。老伴已经开始打呼噜了，胳膊还搭在我身上，沉甸甸的。我闭上眼睛，听着这一老一小的呼吸声。日子过得真快啊，一眨眼，儿子长大了，孙子都三岁半了。我和老伴也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牙也松了，晚上睡觉还得搂着，不然睡不着。这大概就是一辈子吧。没什么大富大贵，没什么轰轰烈烈。就是一个人，一张床，一条胳膊，和无数个搂着睡的夜晚。乐乐在我们家住了快两个月的时候，亲家母的手术做完了，恢复得不错。儿媳妇打电话来，说过几天来接孩子。老伴接的电话，挂了之后，坐在沙发上半天没说话。“怎么了？”“小雅说下周来接乐乐。”“哦。”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那双手上全是茧子和裂口，指甲缝里还有洗不干净的黑色。他看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我去给乐乐买点东西带回去。”“买什么？”“买点吃的，还有那个小汽车，他喜欢。”那天下午，他去超市买了一袋子零食，又去玩具店买了个一模一样的红色小汽车。我说家里那个带走就行了，他说那个旧了，买个新的。乐乐走的那天，老伴抱着他下楼，一直抱到小区门口。乐乐搂着他的脖子，说爷爷我会想你的。老伴笑着说好好好，但眼睛有点红。车开走之后，他站在路边，看着车尾灯消失在拐角。我走过去，拉了拉他的袖子。“回去吧。”他嗯了一声，跟着我往回走。上楼的时候，他的手扶着栏杆，走得很慢。我走在他旁边，也没催他。进了家门，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。客厅里还摆着乐乐的玩具，茶几上有他吃剩的半包饼干。老伴坐在沙发上，看着那些东西发呆。“我收拾收拾。”我说。“别收，放着吧。”我没听他的，把玩具收进箱子里，饼干扎好口放进柜子。次卧的床单被套拆下来，丢进洗衣机。洗衣机轰隆隆地转，我站在阳台上，看着楼下的路。老伴走过来，站在我旁边。“走了也好，”他说，“太累了。”“嗯。”“但走了又觉得空。”我没说话。他看着远处，过了一会儿，把手搭在我肩膀上。他的手掌还是那么粗糙，但轻了很多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床上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。他伸手搂我，搂得很紧。“还是这样舒服。”他说。“嗯。”“秀兰。”“嗯。”“谢谢你。”我愣了一下：“谢什么？”他没回答，只是把脸埋在我头发里。他的呼吸热热的，喷在我头皮上。我感觉到他的手在我背上轻轻拍了拍，像以前哄儿子睡觉那样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睡着了。呼噜声又响起来，还是那个熟悉的节奏。我躺在他怀里，听着他的呼噜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儿子还小的时候。那时候我们一家三口挤在这张床上，儿子睡中间，我们俩各睡一边。半夜儿子踢被子，两个人同时伸手去拉。然后对视一眼，在黑暗里笑一下。现在儿子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家。孙子也来了又走了。这张床上，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。日子就像一个圈，转来转去，又回到了起点。但起点和终点之间，多了很多东西。多了皱纹，多了白发，多了吵过的架和流过的泪，也多了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牵绊。我闭上眼睛，呼吸渐渐平稳。他的胳膊还搭在我身上，重量刚刚好。窗外的月光又照进来了，落在地板上，白白的，凉凉的。我想，就这样吧。四十年了，从青丝到白头，从一张床到另一张床。搬过三次家，换过两张床，但身边的人没变过。他还是他，我还是我。我们吵过、闹过、穷过、苦过，但最后还是睡在同一张床上，他还是会搂着我。这大概就是婚姻吧。没什么道理可讲，就是两个人，一天一天地过。过到最后，你离不开我，我离不开你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没有那条胳膊搭着，就睡不着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还是五点半醒的。老伴还在打呼噜，胳膊还搭在我腰上。我轻轻挪开他的手，起床，去厨房烧水。窗外的天还没亮透，但楼下卖早点的摊子已经支起来了。油条下锅的滋啦声、蒸笼揭盖的白雾、老板娘招呼客人的嗓门，还是老样子。我站在厨房里，等着水开。水壶咕嘟咕嘟地响，蓝色的火苗舔着壶底。水开了，我关火，倒了一杯热水放在桌上。然后去卧室叫他。“老头子，起床了。”他翻了个身，嘟囔了一句什么。“吃饭了。”他坐起来，揉揉眼睛，看着我。晨光里，他满脸褶子，头发乱糟糟的，但眼睛还是亮的。“今天去公园吗？”我问。“去。”“那快点。”他穿上衣服，去卫生间洗漱。我站在阳台上，看着楼下的樟树。麻雀又来了，在枝头跳来跳去，叽叽喳喳的。我想起昨晚他说的那句话。“谢谢你。”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他谢我什么。谢我给他做饭？谢我给他洗衣服？谢我陪他睡了四十年？也许都是，也许都不是。也许他就是想这么说一句。我站在阳台上，晨光照在脸上，暖洋洋的。楼下的人渐渐多起来，上学的孩子、买菜的老人、赶公交的年轻人。日子还是那个日子，平淡、琐碎、重复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挺好。好日子坏日子，过到最后，都是日子。有人陪你过，就是好日子。我转身回屋，老伴已经坐在桌前吃粥了。他看见我，朝我笑了笑，嘴角还沾着一点粥。“今天这粥煮得好。”“哪天不好？”“今天特别好。”我白了他一眼，坐下来，给自己盛了一碗粥。热乎乎的粥下肚，整个人都暖了。窗外，太阳升起来了，把整条街都照得亮堂堂的。吃过早饭，老伴拎着保温杯出门了，我照例收拾碗筷。洗到一半，手机响了，是王爱华打来的。她说她在社区活动中心报名了一个老年书法班，问我要不要一起去看看。“我这辈子连毛笔都没拿过几回。”我说。“没拿过才要去学嘛，又不考试，写着玩儿的。”她的声音比前阵子精神了些，“你来吧，就当陪陪我。”我想了想，反正家里也没什么事，就答应了。换了件干净的衬衫，把头发梳了梳，镜子里的自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