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章 灶台边的岁月

说到做饭，我的“厨龄”可以追溯到小学三年级。那时村里的大人们大多还守着田地，外出务工的寥寥无几。虽然物质匮乏，家家户户却过得热热闹闹。几乎每家都养着一头猪和一头牛——我家也不例外。母亲养的那头猪，是给我攒学费的；那头牛，则是用来耕地的。

自从父亲和爷爷分家后，我家的日子就紧巴起来。种地只能勉强糊口。老房子年久失修，四户人家挤在一起，一到下雨天，屋里就像淌河。父亲为了盖那层平房，欠了不少债，债主放的是高利贷。为了还钱，他跑去县城做泥瓦工，只有农忙收割时才回来——因为那台齿轮脚踩式收割机，母亲一个人扛不动。

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做饭的。根本不用学，平时烧火时看也看会了。家里只有逢年过节才有肉吃，平日里菜地长什么就吃什么，而菜地里永远只有青一色的蔬菜。炒蔬菜比算一加一等于二还简单：锅热了放油，油热了下菜，菜软了放盐，出锅。

虽然简单，我却没少挨打。有一年收割季，正值酷暑，趁着月色割稻最凉快。父母天没亮就走了，临走时母亲只丢下一句：“我们一到家就得吃饭。”我在半睡半醒中“哦哦”应着。

等父母有说有笑地回到家，太阳早已高高挂起。我在后门李子树下摆了几张凳子当餐桌，端上满满一大盆茄子，又给他们打来水酒。他们一天三顿都离不开酒，尤其母亲，体内的血气全靠那几碗酒撑着；父亲则纯粹是好那一口。

“这茄子怎么一点辣椒都没有？”父亲质问我。

“哦——忘了。”我嘴唇打颤，连凳子都坐不住了。

“辣椒都不放，这菜还能吃？”父亲雷霆大怒。母亲也在一旁帮腔。

“那我拿去加点辣椒。”我小声说着，伸手去端盆。

“不许动！我自己去！”父亲一声喝令。我立刻把手缩回来，呆呆地立在旁边，腿肚子直打抖，心里慌得不行，嘴里默念佛祖保佑——千万别让他发现我铲菜时不小心掉了一滴鼻涕到茄子里，搞不好他会打断我一条腿。后来佛祖果然显灵，加了辣椒的茄子他吃得津津有味，全家只有我一个人埋头扒米饭。

父亲的脾气在村里出了名的差，但我似乎并不怎么怕他。我常跑到村中心那口池塘旁的大樟树下，树底下坐满了乘凉的人。我在那些爱嚼舌根的人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喊父亲“二仔驼背”，那群人笑得人仰马翻，我也跟着大笑，好像骂的是个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人。从此，父亲这个浑名像瘟疫一样在方圆五百里内传开了，每次听到别人这么叫他，他都羞愧地抬着头应和。小时候的我，真是个蠢货。

我在镇上读初二时，家里的债不但没还完，反而利滚利越积越多。父母一商量，决定举家搬到县城。到了县城，母亲顺利进了手套厂，日子却过得比乡下还差。乡下房子大得可以跑，县城寸土寸金，为了省房租，一家四口挤在一间随便改造的猪圈里，吃睡都在里面。我只有周末回家吸两天猪屎味，父母他们却是天天闻着入睡，梦里都是猪屎——可我们别无他法。我只好在心里不停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让我们赶紧搬离这个鬼地方。

城里住得虽差，吃得却比乡下好，每天都有肉。城里做饭全用液化气灶，省时省力，母亲便不怎么叫我做饭了。她说我做饭不好吃还浪费时间，不如进厂帮她翻手套挣钱。一到寒暑假，手套厂就成了我唯一的去处。

只有一次，母亲感冒发高烧，躺着起不来，只好把做饭这件大事交给我。父亲下了工不能不吃饭——不吃饭就拿不起泥刀，拿不动泥刀就干不了活，没活就没钱，没钱只有死路一条。所以做饭顺理成章是件大事。

我看着那一节节的藕，面露难色。乡下没人种藕，我也从没烧过藕，甚至不知道藕长在哪里。样子像白萝卜，我就照白萝卜的做法切成片，再像炒白萝卜一样炒熟。这有什么难的，所有蔬菜都千篇一律。

屋里灰暗，父亲下了工饿得前胸贴后背，但他还是先喝一口酒——这是他的习惯。他夹了一叠藕塞进嘴里，很快传来沙子咯牙的窸窣声。父亲夹起一片藕仔细一瞧，藕洞里藏满了泥浆。他扔下筷子，掷地有声地问我：“藕没用水泡泥吗？”

“没——没——”我站起身，低着头承认。铁证如山，没得狡辩。

“藕里全是泥，不泡怎么吃？真不知道你这书怎么读的！”

“书上又没教怎么烧藕。”我小声嘀咕。父亲咬紧牙关，一个劲地只喝酒。母亲舍不得倒掉，只好把洞洞外面的藕啃掉。那是我们吃过最小心也最专注的一顿饭——父亲怕咯掉牙齿，电视顾不上看，天也不聊了，满腔热血全给了带泥浆的藕。满屋子咯吱声，还伴着猪屎味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没再做过饭，直到墨出生。为了做个贤妻良母，我玩命地在网上学做吃的，看到什么都想学，学习热情达到人生巅峰。我不再局限于做饭，还要做各种点心零食。做吃的方面我和读书一样没什么天赋，可做一个好妈妈的意志无人能阻。